丁云亮? 李源
【摘要】文明話語是一種歷史性話語,又是一種實踐性話語,其演化過程與新聞傳播學知識譜系的形成有著緊密關聯。新時代中國新聞傳播學自主知識體系的建構,依賴于中國式現代化的發展進程,表征民族復興和文化強國建設的學術重任。政治文化實踐、歷史遺產精髓、數字技術發明,決定著自主知識體系的意義體系、價值體系和技術體系。以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為基底,創制具有中國獨特性和世界適應性的新聞傳播學知識譜系、話語實踐,是理論創新和學科建設的旨歸。
【關鍵詞】新聞傳播學;文明話語;自主知識體系;文明傳播
一個時代的發展,不只是物質財富、科學技術和生活水平的豐裕、提升,還是精神意識、價值信念和文化素質的延展、完善。隨著中國式現代化宏偉事業和創造性工程的不斷落實、推進,對哲學社會科學的理論創新及知識體系的建構,提出越來越高也越來越迫切的要求。近年依循習近平總書記“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歸根結底是建構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的科學論斷和思想指引,學術界不同學科、知識領域的學者相繼對本學科自主知識體系建構的目標、性質及實踐路徑,都有較為全面且不乏精到的闡述,給哲學社會科學的學科建設、體系建設和話語建設,開拓了多元思考的框架和空間。新聞傳播學作為一種肩負信息傳遞、輿論引導和服務大眾的新興學科,其自主知識體系的創制和構建自然也受到學界、業界的關注和重視。本文試圖以文明話語的歷史演化和當下實踐為視界,在之前眾多關于新聞傳播學整體和分支學科研究基礎上,重新探尋自主知識體系的時代精神和價值內核,以期為新時代新聞傳播學知識體系構建,提供新的闡釋路徑和認知范式。
一、文明話語的現代演繹與傳播面向
文明和文明話語,既是一個流動性的過程,又有其相對穩定的內涵。首先,文明是隨著人類歷史的發生、演進而逐漸成形的。在學術研究話語里的普遍共識是,一萬多年前文明業已開始,并在社會文化的變遷、政治制度的更替以及科學技術的發展中顯示出既具普遍性又兼有特殊性的形態;同時歷史的復雜演化也帶來不同階段對文明認知的差異,于是亦有古代和現代之分、自我和他者之別。其次,從其具體涵蓋的內容,尤其在現代文明的知識體系中,文明往往被視為具有固定群居物質生活基礎的、一定數量的人群型構的“政治秩序”和“精神生活形態”的“開化狀態”。這意味著,文明既是人類自身存有的高級屬性,又是人類創造的一個過程、一種狀態,是與人類的生存方式、生命方式息息相關的意義結構和話語實踐。文明的歷史性分割,同時還帶來不同層級的價值評判和優劣認定,特別是在西方話語處于主導地位和霸權時代,文明似乎與西方現代性進程中的制度、文化、觀念形成一致性甚至同質性。這種文明的等級化、進階化的知識邏輯直到今日依然有其市場,成為文明史、知識史書寫的核心理念。
中國是一個具有悠久歷史的文明型國家,有關五千年文明古國的指稱和敘事由來已久,并在此基礎上成就絢麗燦爛的文明、文化百花園,其中尤以黃河、長江獨特的地域特征為標識,孕育出獨具民族特色且富有想象力的中華文化和華夏文明。美籍華裔學者譚中認為,長江、黃河在地球上劃出偌大的被國人視為“天下”的空間,使得這一“地理共同體”成為中國人共有的生存空間,進而發展為區別于民族國家意義上的“文明共同體”;從地理共同體、文明共同體、經濟共同體到社會共同體、政治共同體,最終為“大一統的局面打下了基礎”。但是,由于古代中國的相對封閉性、中國與周邊交流和溝通的有限性,中華文化、文明在其生成、演進過程中,在極具體系化和包容性的同時,相對缺乏與世界其他文明形態的廣泛交流和深入接觸,也會引發語義、內涵的誤讀甚至誤解。一些西方學者,有意或無意地將中華文明看作“中國中心論”、農業文明的代名詞予以貶斥。以中心 / 邊緣、文明 / 野蠻的視角看待中華文明,其實是近代以降域外學術話語的典型話術,突出反映了西方中心主義的話語邏輯,是意識形態偏見、文明優越論的一種演繹和體現。
盡管“文明”一詞我國古已有之,但作為學術話語之一的文明話語卻是一個舶來品。在近代中國轉型過程中,文明話語是作為現代性話語的一部分引入中國知識界,并成為評判制度設施、社會文化的價值圭臬。鑒于近現代社會獨特的生成語境及其學術思潮的多樣性和混雜性,有學者將中國的文明話語接受來源劃分為兩個層面:一是“大寫的文明概念”,一是“復數的文明概念”。前者是“進步主義的和一元論的”,屬于早期知識精英接受和傳播的文明話語,以此反觀中國歷史的變遷;后者是“多元的”,涵蓋人類不同的文明類型和形態,因其開放性和包容性“成為中華民族構建的重要基礎”。無論“大寫的文明”還是“復數的文明”,都意味著現代中國話語開始從單一的國家話語,走向更具開放性、更具親和力的文明話語;文明不只是物質基礎、精神生活相聚合、統一的基石,還是形成族群、國家認同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中心問題。不同的學科知識抑或專業領域,亦需通過這一核心命題重新考量知識體系和話語體系的創制,并為適應新時代急劇變化的國際關系、地緣政治及科技發明的挑戰提供學理論證。
在中國知識界,將文明與傳播嫁接起來并予以專業性、系統性思考,可回溯至 2006 年首屆“文明論壇”,由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與傳播研究所與首都文明工程基金會聯合撰寫、發布的一份研究報告中,涉及文明傳播的內涵界定、文明話語的歷史發展及文明與傳播的關系問題,尤其對文明研究如何拓展、深化和創新新聞傳播學學科知識、理論視界,有著較為新穎的認識。在報告編寫者看來,文明傳播就是人類在交流過程中克服“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自身”之間重重矛盾的努力中“所達到的歷史進度和高度”;以文明傳播的理念嵌入新聞傳播學研究之中,可能成為學術話語創新的突破點,“其學術意義絕不亞于當年引入西方傳播學的意義”。20 年過去了,盡管新聞傳播學的知識結構、話語方式和問題域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特別是在技術發明日新月異的背景下,一種新型的哲學社會科學知識譜系和話語體系正在逐漸脫繭而出,但其立足于人類文明史、文化史的宏觀視野,直面當下現實傳播問題的實踐勇氣和首創精神值得稱道,在新聞傳播學自主知識建構的探索過程中,更是具有啟迪和引領作用......(本文為文章截選,完整版請搜索公眾號:“教育傳媒研究雜志社”)
本文系安徽省高等學校省級質量工程項目“新文科背景下新聞傳播教育體系改革與創新研究”(項目編號:2021jyxm0518)的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