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晟寧 劉德寰 周意勇

【摘要】本研究依據情感事件理論，通過三個實證研究，系統考察了抖音短視頻平臺的城市形象塑造框架及其傳播效果。研究一關注媒介圖景的符號化構建，實證檢驗了抖音短視頻敘事框架（正面還是負面）對哈爾濱城市形象感知產生的直接框架效應；研究二深入探討情感反應與開放性人格特質在形象感知上的中介和調節作用，揭示了短視頻內容屬性經由情感反應進而影響城市形象感知的中介機制，并檢驗了公眾的開放性人格特質這一過程的調節左右，拓展了傳統情感 - 認知的關系模型的邊界條件；研究三聚焦城市負面形象危機傳播中政府話語的修復機制，驗證了媒介平臺上政府實施的修復措施對緩解負面城市形象感知所能起到的情感補償治理效能，及城市形象修復過程中情感反應的中介機制和人格作用的調節機制。本研究積極融合傳播學和心理學視角，為網絡時代其他城市的形象傳播與危機應對實踐提供了可操作的參考框架，向媒介平臺的城市形象建設策略及其優化指明了方向。

【關鍵詞】情感事件理論；抖音平臺；哈爾濱；城市形象；傳播效果

一、研究背景

由于客觀的空間距離，大部分群體無法通過親身實踐塑造對于每個城市的行為態度和全面認知，因此媒介是構建和傳播城市形象的重要途徑，是影響人們對于城市認知感受和綜合反映的重要介質，其傳播的內容和方式會深刻影響城市形象傳播的效果。

尤其在數字化時代，作為信息流動的主要載體，智能媒介在搭建城市形象符號和感知客體的中間橋梁上起到了重要作用，它改善了舊媒介下城市形象傳播的滯后性和片面性問題，通過選擇、加工和傳播城市相關符號信息，有效塑造了公眾對城市的認知框架和情感傾向，并且通過視覺沖擊力和情感共鳴，快速構建并傳播城市形象，有效影響公眾對城市間多維度的感知、情感反應和行為意愿。

本文以情感事件理論框架為指導，分別驗證抖音短視頻平臺城市形象感知的框架效應、城市形象傳播中的調節中介模型以及城市形象負面感知傳播下的補償治理三個研究問題，為哈爾濱城市形象傳播工作的開展提供建議，同時也為其他城市的城市形象網絡敘事提供建議模板，對豐富城市形象建設具有重要的社會現實意義。

二、文獻綜述

傳播效果是指當傳播接收方在收到敘事框架信息后，在知識、情感、態度、行為等方面發生的變化。作為城市形象傳播研究中的重要內容，形象傳播效果測量歷經多年發展，從單一維度到系統化，從靜止描述到動態監測，從技術導向到人與技術的融合發展，形成了多維度多方法的研究體系。

在評價維度上，表現出從基礎性結構到多樣性細分的特性。國外學者 Baloglu（1999）較早提出從認知形象、情感形象、整體形象三方面評價城市形象，涉及基礎設施、社會安全、醫療衛生等感知具體元素，讓城市形象評價有具體落腳點；Gartner（1999）在此基礎上繼續細分，將原生形象和致成形象分為認知、情感、意動三個維度，讓評價系統更加系統完整，也為后人引入心理學視角奠定基礎；吳良鏞（1989）從人文感知出發，在《城市環境美的創造》一書中，提出歸宿感、鄰里感等六個被感知群體測量指標，讓評價維度具備本土意義，更加契合中國城市現實。隨著深入，一些學者開始重視中介與異質因素，Tasci 等（2007）認為形象感知過程會受到地緣依戀、情感基礎等變量的影響，揭示了影響評價的復雜因素；Martin Selby（2007）提出原生與致成形象的兩級分類法，表明潛在受眾與實際受眾的差異應在評估過程中被考慮，從而提高評價的針對性；Llodra-Riera（2015）通過相關分析發現異質因素影響認知，拓展了評價維度研究范圍，擴充了評價維度內容。

評價方法上，技術變革、多學科交叉融合成為趨勢，原有方法不斷優化升級。李智虎（2003）在此基礎上提出差異函數，測量受眾期待與實際體驗的分化，細化效果評估模型，從量化角度更加準確反映實際效果；張春河（2010）提出結構法與非結構法相結合的測量思路，強調多輪控制變量的實驗措施，使得研究結論更加科學可靠；Ascanius（2013）創新提出嘗試運用網絡爬蟲采集論壇信息，通過語義分析測量城市形象傳播效果，順應數字時代趨勢，積極利用大數據技術測評城市形象；方雨（2017）運用 UGC 分析武漢市形象感知的積極和消極向度，將用戶視角和行為納入測評體系；吳寶清（2018）基于圖像學理論構建三級清晰度指標體系，從整體、維度、要素三個視角創新城市形象測評體系；陸利軍（2020）采用文本分析法對大量采集到的城市形象關鍵字進行詞頻分析、測量情感強度，探索感知者網絡關注度，建構認知—情感模型，研究大眾對城市形象的感知。

現有研究為城市形象傳播效果測量提供了多維度的理論框架與方法論支持，均體現了學者們對傳播復雜性的深刻洞察。然而，當前研究仍存在部分局限：其一，媒介場景適配性欠缺，多數研究基于靜態數據，難以捕捉動態傳播中受眾情感與認知的實時交互；其二，心理機制的解析深度不夠。現有研究雖提及中介效應和調節效應，但多停留在簡單關系層面，傳統模型忽視了短視頻內容通過多維情緒傳導影響認知的動態過程，更未關注開放性人格等特質在其中的情境化調節作用，未能揭示情感反應與開放性人格特質的復雜交互作用和協同作用機制，這使得對“傳播—情感—認知”鏈條的理解仍顯表層；其三，危機修復的實踐指導欠缺?，F有研究多聚焦正面傳播效果，對負面形象危機中的政府補救機制實證不足。當城市遭遇負面輿情時，政府話語如何通過短視頻平臺實現情感救贖、情感修復，其中情感反應的中介機制和開放性人格特質的調節作用缺乏可操作的危機應對措施。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將情感反應引入作為中介變量、開放性人格特質作為調節變量，打破以往單向鏈，揭示了“內容屬性—情感反應—認知評價”的機制，加強了對心理過程的解析。關注負向危機中的政府補位，探析政府情感補償效應和機理，為政府應對提拱經驗依據。構成從正面建構到負面修復、從符號傳播到心理機制的完整研究鏈條，完善了短視頻時代的城市形象傳播研究視角，為實踐提供了具有理論性、可行性強的解決方案.....(本文為文章截選，完整版請搜索公眾號：“教育傳媒研究雜志社”)

本文系“研究闡釋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精神”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建立全媒體傳播體系研究”（項目編號：20ZDA057）的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