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秋心

【摘要】隨著人工智能技術的不斷發展和信息傳播生態的重構，新聞傳播實踐教育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在當下時代，心理學不僅是新聞傳播學的基礎工具，更應成為從業者的“第二本能”和認知直覺。本文回顧了心理學與傳播學的學科交叉歷程，認為人工智能時代新聞傳播實踐的核心要求是“認知適配”，并針對性地提出通過案例庫和心理工具箱建設、心理效應敘事模板開發及認知能力評估體系創設等創新方式，開發學科交叉知識地帶的知識潛能，將心理學知識更好地融入新聞傳播實踐。

【關鍵詞】心理學；新聞傳播實踐；“認知適配”；人工智能

一、學科交叉歷程及其教育實踐映射

（一）心理學對傳播學的早期影響

傳播學作為一門學科的誕生，根源于“二戰”后社會對宣傳與信息控制的迫切需求。心理學在理解人類認知、情感和行為方面的成熟理論與方法，為傳播學提供了必要的理論支撐和研究工具，早期學者中不乏心理學背景者，而一些奠基性人物如庫爾 特· 盧 因（Kurt Lewin）、 卡 爾· 霍 夫 蘭（CarlHovland）等自身就是心理學家，他們的理論視角和研究結果直接影響了傳播學的發展方向。

在傳播學發展初期，學者主要關注如何高效傳遞信息及衡量傳播效果。心理學理論，尤其是關于態度改變和說服技巧的理論發揮了重要作用，幫助學者深入探討受眾如何接收信息、如何受到影響以及新聞報道如何促使受眾態度或行為發生變化。諸如“兩級傳播”“框架理論”以及“使用與滿足”等研究都在一定程度上依賴心理學的模型和概念。

基于上述背景，早期的新聞傳播學實踐教育關注如何通過信息傳播改變受眾的態度或行為，這一目標在當下仍然重要。學生需要了解受眾心理學和行為學的原理，學習如何分析受眾需求、預測受眾反應，并根據這些心理學原則制定傳播策略。例如在編寫新聞、廣告、社交媒體內容時，如何利用心理學原理（如情感調動、說服技巧等）提高傳播效果。而在互聯網普及之后，主流媒介技術從大眾媒體轉向數字媒介，新聞傳播實踐教學也開始重視如何評估傳播效果，通過數據分析和受眾反饋來改進傳播策略。這種評估不僅限于量化的收視率、點擊率等，還包含了數字時代的特有維度，尤其是受眾“心理—行為”層面的變化，包括情感傾向、互動率等。

（二）媒介技術研究轉向與心理學影響減弱

自 20 世紀中期以來，傳播學經歷了顯著的范式轉型。學界逐漸突破傳統心理學視角對個體認知與行為反應的路徑依賴，轉而將研究焦點置于媒介技術的本體論維度，即媒介本身的物質屬性如何系統性重構信息傳播的生態。這一被稱為“物質性轉向”（material turn）的學術思潮，標志著傳播學從以“內容—受眾”關系為核心的微觀分析，轉向對媒介技術中介性（mediation）的宏觀考察。在此范式轉型中，媒介技術不再被視為價值中立的傳播渠道，而是被解構為具有能動性的社會行動者。這種范式轉型引發了傳播學研究對象的三重位移：其一，從傳播內容分析轉向媒介基礎設施研究；其二，從個體心理效應測量轉向媒介生態整體分析，強調技術系統與制度結構的互構關系；其三，從功能主義視角下的媒介工具論轉向技術哲學視角下的媒介本體論，將媒介視為具有歷史特定性（historicity）與政治潛能（political agency）的文化技術（culturaltechnique）。在此過程中，心理學范式的影響力逐漸式微，其局限性主要體現為“方法論個體主義”（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難以充分解釋媒介技術對社會結構的系統性重構，以及難以跨越微觀認知模型與宏觀技術環境之間的解釋鴻溝。當然，這一學術轉向不僅標志著傳播學學科自主性的增強，更折射出數字時代技術邏輯對社會實踐日益深層的“殖民化”進程。

學科理論關切的轉向回應的是更為復雜的時代變化。對新聞傳播領域而言，這種社會變化體現為信息技術極大豐裕，“媒介”一詞的內涵被重塑。例如基于大數據與人工智能的實時分析、內容推薦和自動生成，提升了生產效率和信息精準度。傳播不再局限于單一的媒介形式，而是融入了人際關系網、社交媒體、游戲、人機交互乃至元宇宙等多種形態。這些變化的連帶反應則是學科的邊界、對象、內容、實踐都被重新定義，大眾傳播時代的采、寫、編、評、攝，在“深度媒介化”的背景下已經被數據挖掘、算法生成、智能編輯等新技術手段所補充和延伸。信息生產不再主要依賴職業新聞人的判斷，內容傳播呈現出多屏互動、即時反饋和個性化定制的特征，打破了傳統單向輸出的信息模式。在新實踐中，受眾時而被動、時而是參與者和共創者。基于上述背景，新聞傳播實踐更強調信息傳遞的感染力和社會影響力，而心理學雖然在學科范式上影響力減弱，但其基本理論依然能夠為實踐教育提供有價值的參考。

（三）數字時代傳播學與心理學學科交叉的范式重構

在傳播學經歷“物質性轉向”并深度介入媒介技術哲學討論的學術語境下，心理學的理論價值并未因技術中心主義范式的興起而被消解，反而在數字媒介生態的復雜化進程中經歷了批判性重估。盡管傳播學研究因高度聚焦媒介技術的社會建構性而呈現“反心理測量”傾向，但社交媒體平臺的多模態交互機制、算法推薦系統的認知滲透效應以及后真相時代情感動員的傳播動力學等新興議題，均揭示出心理學解釋框架的不可替代性。

當前技術環境下，傳播學與心理學的交叉研究呈現雙重演進路徑：其一，在微觀行為分析層面，認知心理學為解析用戶選擇提供了有益的理論工具，例如洞察個體信息處理機制，了解信息過載引發的決策疲勞、算法過濾氣泡強化的確認偏差（confirmation bias）等；其二，在宏觀技術批判層面，社會心理學通過揭示群體極化、情緒傳染等技術中介的社會過程，為審視數字資本主義的治理邏輯提供批判視角。這種“微觀—宏觀”的雙層解釋模型，有效彌合了傳統傳播學研究在個體認知與系統結構之間的理論斷層.....(本文為文章截選，完整版請搜索公眾號：“教育傳媒研究雜志社”) 

本文系江蘇省教育廳 2022 年度高校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項目“中國信息技術的‘工程隱喻’研究”（項目批準號：2022SJYB1421）；2022 年度蘇州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項目“中國信息技術的‘工程隱喻’研究”（項目編號：22XM0004）的階段性成果。